當總統公開說「我恨你們」　民主會怎樣？

▲9月21日，亞利桑那州的體育館裡，本應是一場莊嚴的追思禮拜。川普登場稱「我恨我的對手，我不希望他們好。」(I hate my opponent, and I don’t want the best for them.) 話音未落，掌聲雷動。（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江岷欽／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政治的哀愁責任，是在罪惡污濁的世界裡，勉力維護正義的秩序。(The sad duty of politics is to establish justice in a sinful world.)--神學家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9月21日，亞利桑那州的體育館裡，本應是一場莊嚴的追思禮拜。查理・柯克的遺孀含淚說「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The answer to hate is not hate. ) 短暫的沉默讓人想起宗教的慈悲，空氣中似乎還殘留一絲人性的柔軟。然後川普登場，把這片刻踐踏殆盡「我恨我的對手，我不希望他們好。」(I hate my opponent, and I don’t want the best for them.) 話音未落，掌聲雷動。

追思會瞬間變質，不再是哀悼，而是動員；不再是集體哀傷，而是政治狂歡。

這不是失言，而是宣言。川普把「仇恨」定義爲真實，把報復升格爲國策，把怨懟制度化爲治理工具。他並未假裝自己是全體國民的領袖，而是直白地承認：他只打算領導一半美國，另一半則是敵人。

烈士化的死亡　制度化的仇恨

川普將柯克封爲烈士，把死亡神聖化爲動員號角。遺孀的寬恕被貶爲個人美德，川普的仇恨卻被升格爲國家工程。這種分工既荒謬又高效：信徒負責原諒，政府負責報復。宗教勸人愛仇敵，政治則被授權揮刀。

歷史上，烈士化的敘事一再被強權利用。法西斯德國以「陣亡英雄」塑造民族精神，蘇聯則以烈士故事灌輸無產階級忠誠。如今，美國右派同樣把烈士敘事、敵人化修辭與仇恨政策編織成動員公式：把死亡變神話，把對手變異端，把報復變憲法。

仇恨的行政流水線

川普的「恨」並不止於舞臺，而是被轉化爲行政流程。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威脅撤銷電視網牌照，吉米金摩的節目因此一度停播；國防部長揚言撤銷「未授權報導」記者的採訪證，哪怕內容並非機密；司法部則被要求用「忠誠」作爲辦案標準。

這一切描繪出一種模式：國家機器成了仇恨的工廠，行政手段變成報復的流水線。白宮因此不再是治理中心，而像是一家「仇恨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是憤怒的選民，分紅是敵人的痛苦。

▼美國保守派評論員柯克（Charlie Kirk）的葬禮，預計當地時間21日在亞利桑那州格蘭代爾（Glendale）舉行，大批民衆前往現場悼念。（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歷史的倒帶　民主的惡搞

這不是川普第一次要求社會去恨。1989 年，他在「中央公園五人組」案中呼籲社會痛恨五個後來被證明無辜的少年。三十多年後，他依舊呼籲社會去恨，只是換了標靶。這不是演進，而是倒帶。

托克維爾早已提醒「在民主國家裡，人民得到的政府，就是他們應得的政府。」川普正是這句話的殘酷演繹：當選民選擇怨懟，他就把怨懟立爲憲法；當羣衆渴望仇恨，他就把仇恨包裝成愛國。

民主在這種情境下，已不再是制度，而是鏡子，映照出公民最陰暗的慾望。

當總統恨的　竟是另一半公民

在一個兩極化的國家裡，「我恨我的對手」等於「我恨一半的國民」。這樣的領袖，還能被稱爲國家元首嗎？還是隻是半個國家的部落頭目？

這種場景並非美國獨有。歷史上，每當領袖開始以「恨」來區分社羣，國家便傾向危險邊緣。盧安達的廣播曾稱對手是「蟑螂」，納粹把猶太人描繪成「寄生蟲」。當語言被設計成仇恨的宣傳，政治就失去了說服的可能，剩下的只有消滅。

新聞評論家孟肯若還在世，恐怕會冷冷譏諷「美國人得到的總統，正是他們應得的——一個專業推銷仇恨的推銷員。」而最犬儒的真相是：羣衆不是被欺騙，而是自願購買。他們用選票下單，用掌聲付款，還驕傲地告訴全世界：這就是我們的自由。

仇恨能點火　卻燒不旺文明

川普的仇恨能點燃怒火、凝聚羣衆、收割選票，但無法治理國家。仇恨是汽油，不是憲法；能焚燬敵人，但最後會燒掉制度。

當總統公開說「我恨你們」，而羣衆卻報以雷鳴般掌聲時，葬禮真正哀悼的，已不是烈士，而是民主本身的尊嚴。歷史或許會記下這一幕：一個國家把掌聲獻給仇恨，卻把沉默留給文明。

▼當總統公開說「我恨你們」，而羣衆卻報以雷鳴般掌聲時，葬禮真正哀悼的，已不是烈士，而是民主本身的尊嚴。（圖／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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