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主成爲資本的囚籠　社會正義的載體何在？

▲年僅34歲的穆斯林政治新星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預計明年1月就任。（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陳國祥／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前《中時晚報》社長

近年來，全球政治生態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以「民主燈塔」自居的美國，正陷入一場深刻的制度性懷疑。民主不再被視爲理所當然的信仰，而成爲需要重新審視的命題。2025年紐約市長選舉中，自稱「經濟民粹主義者」的州衆議員曼達尼（Zohran Mamdani）以左翼社會主義傾向的政見，成功贏得超過半數選民支持。

這場選舉不只是地方層級的政治事件，實際上卻揭開了美國民主假象下的深層危機，象徵民意對現行體制的反叛，更折射出當代民主被資本俘獲的結構性困境。

曼達尼政治主張引發共鳴　正是因爲直接挑戰了制度俘獲

民主制度在理論上承載着「人民的統治」這一崇高理想，強調政治權力應迴歸民衆、制度應保障平等與自由。然而，在實踐中，民主卻往往被權力與資本共謀所扭曲。美國的民主悖論在於，它高舉「機會平等」的旗幟，卻在現實中創造出階級固化與世襲式的貧富鴻溝。

美國政治長久以來陷入政府縮手、企業放任、稅負減輕、金融自由化的模式中，表面上促進了經濟活力，實際上卻讓財富迅速集中於頂層。

根據美聯儲資料，至202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掌控超過全國40％的財富，而底層50％的財富總和僅佔2％。中產階級不再是民主的穩定支柱，而是日益焦慮、被生活成本與債務壓垮的「失落階層」。

當民主無法實現社會流動的承諾，選舉便失去了希望的意義。政治成爲金權角力的舞臺，選票變成資本操盤的儀式。候選人背後的募款金額、廣告投放與媒體操作，比政見內容更能決定勝負。民主淪爲形式主義的遊戲，人民被動成爲觀衆。

美國的制度困境根植於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深度捆綁。自最高法院於2010年「公民聯合案」（Citizens United v. FEC）裁定企業與個人享有同等政治捐獻權以來，金錢幾乎成爲政治運作的血液。億萬富豪、科技公司、能源巨頭與金融集團透過政治獻金與遊說，左右政策制定方向，令民主失去獨立性。

遊說制度合法化，使華盛頓成爲金權交易的中心。據《華盛頓郵報》統計，2024年美國共有超過1.3萬名登記遊說者，平均每名國會議員背後對應約25名遊說者。從稅改法案到科技監管，幾乎每一項重大政策都浸潤着企業利益。這樣的政治結構，使「人民的聲音」被稀釋成噪音，而「資本的聲音」成爲唯一被聽見的真理。

曼達尼的政治主張之所以引發共鳴，正是因爲它直接挑戰了這種制度俘獲。他主張提高富人稅、擴建公共住宅、強化企業監管，這些訴求看似激進，實則迴歸民主初衷—讓政治重新服務於多數人。

對許多紐約選民而言，這並非意識形態的選擇，而是對生活壓力的本能反應。當房租佔薪資一半、當醫療成爲奢侈品、當教育負擔終身債務，民衆自然不再相信市場會自我修正的神話。

自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但在當代美國，自由愈來愈被市場邏輯所侵蝕。美式自由強調個人責任與選擇，卻忽略了制度性不平等的存在。當資本支配了教育、醫療、住房與資訊領域，自由選擇實際上成爲幻覺，因爲多數人根本無法承擔選擇的代價。

2025年美國平均大學生畢業時揹負約3.7萬美元學貸，而房屋中位價已突破43萬美元。所謂的「努力就能成功」，在這樣的結構中顯得近乎殘酷。自由變成特權階層的保護傘，爲不平等披上合法化外衣。

曼達尼現象揭露的正是這種自由的虛假性。當自由失去普遍性，它便成爲少數人的特權。民衆對真正自由的渴望，促使他們轉向社會主義式的平等訴求。這種轉向並非對自由的否定，而是對「僞自由」的反叛。當新自由主義將自由窄化爲市場選擇，卻忽視社會正義與集體福祉時，民主的合法性自然陷入危機。

▼曼達尼的政治主張之所以引發共鳴，正是因爲它直接挑戰了這種制度俘獲。他主張提高富人稅、擴建公共住宅、強化企業監管，這些訴求看似激進，實則迴歸民主初衷—讓政治重新服務於多數人。（圖／路透）

曼達尼的當選　正是沉默的多數對制度異化的反擊

在現代民主制度中，選舉被視爲民意表達的主要機制。然而，美國的選舉早已偏離了民主精神。兩黨壟斷、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不公、選舉人團制度落後，再加上演算法推播的「迴音室效應」，使得選舉結果往往只是既有權力結構的再確認。

當選舉成爲形式而非實質時，民主將走向空洞。大量選民在選舉中只是被動接受資訊、重複被餵養的立場。政治宣傳與媒體敘事取代了理性辯論，公共空間被碎片化的情緒所佔據。

曼達尼的當選，正是這種沉默的多數對制度異化的反擊。他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城市邊緣羣體：年輕人、少數族裔、低收入階層。他們長期被主流政治忽略，訴求無法透過傳統體制被聽見。曼達尼所代表的，不僅是政策選擇的分歧，更是一種政治文化的翻轉—從菁英治理轉向草根反抗。

美國的制度危機並非孤例。從歐洲到拉丁美洲，「曼達尼式」的現象接連出現：法國梅朗雄、西班牙波德莫斯、智利博裡奇、阿根廷的左翼運動……，這些新興力量的崛起，都源自同一個事實：傳統民主無法再回應民衆對經濟正義的渴望。

民主的合法性依賴於制度能否帶來可感的改善。當政治菁英無法提供公平的機會與社會保障，民衆的信任就會流失，極端主義與威權誘惑便會趁虛而入。歷史早已證明這一點，1920年代的德國、21世紀初的拉丁美洲，都曾因民主失能而孕育出極端政治。

今日的美國亦在重蹈覆轍。當部分民衆轉向川普式的民族主義，另一部分則擁抱曼達尼式的左翼平等主義，這兩股力量的共同點是對主流政治的深刻不信任。這說明民主的危機不再是制度外部的挑戰，而是源自內部的腐蝕。

若要讓民主擺脫虛假性　唯有進行結構性改革

首先，必須限制金錢政治，恢復選舉的公平性。這意味着設立更嚴格的政治獻金上限、透明化遊說紀錄，並確保媒體不被資本壟斷。

其次，必須重新平衡市場與社會的關係。當經濟權力壓倒政治權力，民主便失去了調節能力。透過累進稅制、公共住宅、全民醫療與教育資助等政策，重建社會安全網，方能讓自由重新具有實質意義。

另外，應促進公民參與，使民主從「投票民主」轉向「參與民主」。地方社區決策、線上公民平臺、審議式民主等制度創新，可以讓民意真正滲透政策形成過程。

這些改革註定面臨龐大阻力。因爲它們直擊現行權力結構的核心—資本。既得利益者利用媒體、法律與輿論防線抵制變革。民主能否重生，取決於公民社會能否凝聚共識，將「民主去資本化」視爲歷史使命。

曼達尼現象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與道德虛空。它提醒我們，民主的危機不在於理念的失敗，而在於實踐的背叛。當自由被特權壟斷、當選舉被金錢操控、當民衆被排除於決策之外，民主就只剩下儀式與幻象。

真正的民主，不應是資本的附庸，而是社會正義的載體。它不應只是投票權的遊戲，而應是生活權的保障。當民衆開始覺醒，質疑自由的虛假性、拒絕制度的僞善性，民主纔可能重新煥發生命力。

美國今日的制度焦慮，或許正是民主自我救贖的起點。只有當社會願意面對資本與權力的共謀、重建社會契約、恢復政治的公共性，民主纔有可能從幻象走向真實。

否則，它終將在民衆的失望與憤怒中，迎來自己的黃昏，不再是燈塔，而是一座警鐘，警示全世界：沒有經濟正義的民主，只剩華麗的空殼。

▼曼達尼的當選，正是這種沉默的多數對制度異化的反擊。他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城市邊緣羣體：年輕人、少數族裔、低收入階層。（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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