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裡的抗戰家書|親愛的孩子，聽我對你說

新華社北京8月19日電　題：親愛的孩子，聽我對你說　　新華社記者魏冠宇　　耳提面命、趨庭鯉對，中國人的家庭教育講究言傳身教。然而在抗戰時期，無數仁人志士被迫與骨肉分離，天倫之樂的溫馨場景成爲奢望。　　今天的人們不免好奇：戰火紛飛中的中國人作何思何想，又以何樣的精神誡子傳家？　　所幸，書札得以穿越時空。趙渭濱、袁國平、趙一曼……抗戰英烈的見聞和思想，通過檔案資料留存至今，啓迪後人。

戰場，未被修飾的前線實錄

“娘子關一帶是山地，倒還可守。不過川軍的槍等於零，重輕機槍均土造，不能連發，沒奈何只有以血肉去與敵人機械化的部隊和機炮火碰。結果之如何，不問可知了。”　　寥寥數語，寫出敵我懸殊的戰力對比、硝煙瀰漫的前線戰況。這是1937年10月24日，國民革命軍陸軍第41軍122師參謀長趙渭濱在行進中，寫給18歲兒子鐵鬆（趙世誠）的家信。　　我方以“槍等於零”對抗日寇機械化部隊和機炮，家書向子女傳遞當時官方戰報不曾展開的細節。數月後，趙渭濱血灑疆場，家書成爲絕筆。　　“日本鬼子並不那樣可怕，只要會打戰，敵人的飛機大炮都有辦法對付的。一年多，我們在大江南北共打了貳佰廿多次的戰，都是勝利的，有了這一年打鬼子的經驗，我們以後更有自信了。”　　1938年12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給侄兒袁振鵬寫了一封信，頗具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彼時在武器裝備極差的情況下，新四軍在敵後抗日鬥爭中形成實戰經驗、以弱抗強。　　1941年，35歲的袁國平在皖南事變突圍中身負重傷，爲避免拖累戰友落入敵手，舉槍自盡。　　兩封相隔一年的家書，把戰爭的殘酷告訴遠方的孩子，也傳遞給多年後的人們。透過文字，山河破碎的國家、頑強不屈的軍民，今猶歷歷在目。

學習，不約而同的關懷叮嚀

在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爲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主題展覽”自7月7日開幕以來，吸引衆多目光。　　展覽首次展出東北抗聯第3軍1師2團政委趙一曼從被捕到英勇就義的詳細檔案。不少家長帶着孩子來到抗戰家書視聽空間，重溫她寫給幼子寧兒的遺書。　　“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爲國犧牲的！”　　1935年11月，趙一曼爲掩護部隊負傷被俘；經殘酷刑訊，翌年8月2日英勇就義。她的遺書被藏在日軍審訊檔案中，1957年才被發現。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學習，就是母親最後的一線希望。”　　“生死之際，她牽掛的是孩子的學習。”讀至此句，來自湖南的觀衆鄧女士感慨萬千。　　叮囑子侄學習，是英烈家書中不約而同的話題。　　“知家中甚安，你的學業進步，甚爲慰藉。”袁國平告訴袁振鵬。　　“你學校的通知到了麼？何時入校？望你告訴我！”趙渭濱寫給鐵鬆。　　教育，決定一個民族的未來。英烈們清楚知道，下一代的志與力關乎國家興亡。　　“只要能學成一個健全工人，健全的技術家。我也就無恨了。況且你學的技術，正是未來抗戰必需的工具呢！”趙渭濱勉勵兒子，“不是希望你作一個普通工程師了事，還希望準備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能夠當一個優良的技師！能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服務！能夠在復興民族恢復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貢獻！”　　趙世誠大學畢業後潛心科研，將畢生心血傾注於航空國防事業，對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製成功作出重要貢獻；陳掖賢（即寧兒）拒絕領取烈士撫卹金，大學畢業後在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袁國平之子袁振威長大後從事海軍作戰指揮研究，培養大批軍事人才……　　父輩的叮嚀，讓濡染苦難的孩兒，終長成國家的棟樑。

復興，代續接力的民族偉業

“我們都是以殉道者的精神爲革命、爲國家民族服務的。或許有人要說我們是太不聰明瞭，然而世界上應該有一些像我們這種不聰明的人。”　　信中，袁國平道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中國正在大的變動之中，中國抗戰成功，不愁無飯吃；抗戰不幸失敗，則大家都當亡國奴……”　　“紅軍之善戰，紅軍之努力，真使東北軍、晉綏軍、陝軍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話說，紅軍又會打仗又不擾民，中央軍會打仗但是擾民，晉陝軍又不打仗又擾民。就可見一班[斑]了。”　　趙渭濱在信中告訴後人：“你們的造就比我好，你們的前途自然也比我好，你們的幸運自然更比我好了。”他自嘆不幸生在“過渡時代”，又把滿心的希望寄予新時代的青年。　　“我爲甚麼向你寫這麼詳細？就是要使你知道現在已是萬惡軍閥總崩潰之一日。”這位眼光長遠的將軍，洞察時世人心向背、道出歷史大勢所趨。　　“同時紅軍在民族抗戰當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產黨在中國民衆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礎！未來的成功，未來的抗戰，恐怕還是要靠共產黨吧！”他寫道。　　一封封寫給孩子的家書，筆筆泣血、字字千鈞，爲了民族復興的思索力透紙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穿越時空，今天的孩子從先輩手中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爲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力量，是對英靈的最好告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