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全球化謝幕，區域性聯盟將成主流

【中制導讀】

過去幾周，全世界都在特朗普“眼花繚亂”、頻繁更改的政策中感到困惑、錯愕和深深的憂慮。特朗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原因和目的是什麼？關稅政策是他談判的手段還是長期的政策？全球關稅戰一旦開啓，意味着什麼？各國應該如何應對？

曾在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任教十多年的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經濟管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陳志武近日在訪談中，就以上問題做出了深度的分析和解讀。

4月10日，在全球股市連跌數日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將暫停實施新針對部分國家的“對等關稅”措施90天，但與此同時，又將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提高至125%。您如何解讀這種做法？這是一次戰術性的談判讓步，還是戰略方向的調整？

陳志武：特朗普政府對關稅政策的頻繁轉變並不令人意外。從他第一任期開始就可以看到，他常常依據每日的新聞和局勢變化做出臨時性決策。不過，說他完全沒有戰略框架或基本邏輯也並不準確。在我看來，特朗普將關稅視爲一種同時具有戰略性和戰術性的工具：它既是他推動國內結構性調整的手段，也是與他國談判時施壓的工具。

從戰略層面來看，我們可以從他周圍顧問的觀點中一窺端倪。他們普遍認爲，美國在19世紀到一戰前這段時期的崛起，與當時高度依賴關稅收入的政府財政結構密切相關。那時美國尚未開徵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也相對較低，聯邦財政主要依靠進口關稅維持運轉。

而在1913年之後，美國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並在戰後進一步加重稅負，同時大幅下調關稅。從特朗普及其團隊的角度來看，正是這種財政結構的變化，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和全球地位。因此，他們主張通過恢復高關稅政策，重新調整國家財政結構，以實現“美國再度強大”。

在這個背景下，提高對中國等國家商品的關稅，不僅僅是爲了施壓談判，更是試圖將關稅重新確立爲美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例如，2023年，美國聯邦政府的關稅總收入約爲1000多億美元。而特朗普若要兌現“減稅”承諾，減少每年5000億美元以上的所得稅收入，就必須通過提升關稅收入來彌補這部分財政缺口。這意味着關稅收入需要在現有基礎上增長約五倍，而這隻能通過對主要對美出口國，如中國和歐盟徵收更高關稅來實現。

與此同時，另一個重要的戰略目標是遏制中國的出口擴張和經濟發展。美國試圖通過自身的高關稅政策，迫使其他國家（如越南、日本、歐盟等）也對中國產品徵收更高關稅，進而建立一個“關稅同盟”，形成共同抗衡中國的貿易壁壘。

簡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並非一時之計，而是圍繞財政結構調整和全球戰略博弈的深層次部署。而其中，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是其構建整體戰略架構的核心一環。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表示，中美貿易戰可能“嚴重損害全球經濟前景”，並警告“全球貿易可能因地緣政治原因而分裂”。對於中美經濟全面脫鉤的討論，您怎麼看？

陳志武：儘管特朗普對其他國家的關稅政策有所鬆動，但針對中國的貿易戰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愈加激烈。長期下去，中美經濟的實質性脫鉤恐怕難以避免。因此，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需要謹慎應對，平衡短期效果與長期影響。

從短期來看，中國政府針對美國的關稅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措施，包括對等加徵關稅和在股市、人民幣匯率等方面施壓。這些措施確實對美國的決策形成了較大壓力，但也存在不小的風險。特朗普及其團隊本就對中國持敵對態度，這些報復行動可能激化敵意，進而加劇雙方的對抗。在中美兩國政治制度的差異背景下，儘管美國面臨較大市場壓力，但中國可通過國家力量應對美國的關稅戰和金融戰，短期內或許能承受更多壓力。

然而，即便關稅稅率沒有保持在高位，降至50%左右，依然會對中國衆多企業造成嚴重傷害。已經有中國企業收到美國客戶取消訂單的通知，未來依賴出口的企業及相關城市可能面臨巨大困境，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極大挑戰。再加上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領域的瓶頸，一旦出現失業潮，社會治理問題可能更加嚴峻。

因此，決策層應充分認識到短期報復帶來的暫時效果和長期挑戰的嚴峻性。

中國、歐盟、東盟等經濟體如何應對新一輪美國關稅升級？是否可能形成某種臨時協調機制，共同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

陳志武：未來10至20年，國際經濟關係將更多地依賴區域性聯盟。像過去那種跨越五大洲、覆蓋各類制度與文化背景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短期內很難再現。新的合作路徑更可能出現在文化傳統相近、經濟互補性強的地區國家之間。它們有望在關稅、貿易、投資等領域組建新的區域性聯盟。

而在不同區域聯盟之間，貿易壁壘和政治分歧會越來越明顯，跨區域合作的難度將顯著提升。中國主張推動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但這就意味着未來的全球治理會更加分散，不再依賴單一主導國家。而多極秩序的建立過程中，關稅戰、貿易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副產品。這不僅是中美之間的博弈，也是整個世界向“去全球化”轉型過程中的結構性衝突。

是否可以認爲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全球化的邏輯是否正在被“區域化”和“夥伴圈”所取代？

陳志武：可以說，這一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以今年初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爲標誌，我們看到發達國家內部的傳統同盟關係開始瓦解。西歐國家、加拿大等對美國信任下降，甚至將美國視爲競爭對手或潛在對手。這種變化導致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逐漸讓位於“實力原則”。

新的國際秩序不再依賴共同制定並遵守規則，而是更像一場力量的博弈——誰的“拳頭”更大，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在這種格局下，那些缺乏影響力的國家將失去話語權，只能被動接受強國制定的規則。

這一趨勢從根本上動搖了全球化的制度基礎。沒有共同規則作支撐，公平貿易與自由貿易難以維繫。

我們正在經歷的不僅是全球化的倒退，更是整個全球制度結構的解構。

當前正在發生的轉變，從根本上標誌着以規則、自由、開放爲基礎的全球化時代的終結。

我們不僅看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崩潰，自由貿易的理念遭遇挑戰，文化與人口交流也日益被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衝突所取代。

回顧過去四十多年，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依賴於科技進步，特別是互聯網革命，讓世界逐步變得扁平，各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那是一段少有的“蜜月期”——不同制度、文化、信仰之間可以擱置分歧，專注於共同的發展目標：賺錢、學習、研究、貿易與合作。

然而，最近十年，身份認同、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差異重新被放大，變成衡量國家關係的重要維度。這些因素一旦主導國際關係，就不可避免地引發所謂“文明衝突”、制度衝突或意識形態衝突。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局勢，是過去四十年全球化高潮逐步走向終點的必然結果。那段“地球村”的黃金時代，正在成爲歷史。

若中美經濟真的脫鉤，普通中國人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中國該如何準備？

陳志武：許多人尚未意識到中美脫鉤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無論願意與否，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國在經濟和其他領域對美國的依賴將必須作出根本性改變。比如，過去許多人選擇送子女去美國留學，而如今簽證變得困難；在技術層面，依賴美國也越來越艱難。

未來幾年，中美之間的技術封鎖可能進一步加劇，製造業出口方面的依賴也需調整。

中美關係的劇變讓很多人感到突然，許多習慣已成爲歷史。雖然中國可能會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但特朗普的政策目標是讓這些國家加大對中國商品的關稅，不允許形成經濟與關稅聯盟。因此，中國在尋找替代市場時的空間將十分有限。儘管東南亞、中東和南美國家可能有合作空間，但面臨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西歐國家和歐盟支持中國的可能性較小。

對於普通人來說，首先要控制風險，做好個人和家庭的投資理財安排。世界動盪時期，金融資產的安全性降低，實物資產如黃金等可能更爲穩妥。因此，如何規避風險、保值資產將成爲關鍵。此外，要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關注全球經濟變化，調整自己的生活和投資策略，以應對未來可能的挑戰。

在“脫鉤”風險加劇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國近年來推動的“國產替代”和“產業鏈自主可控”戰略？這些戰略從歷史角度來看可持續嗎？

陳志武：全球化曾依賴於各國利用最高效、最低成本的地區進行生產，但這一模式已經成爲歷史。因此，中國應採取雙循環戰略，注重內外循環的平衡，內循環尤其變得更加重要。儘管我們理想中的世界是開放的、全球化的，但現實情況是，過去40年快速全球化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內循環將成爲更加現實和必要的選擇。

中國如何平衡“反制”與“擴大開放”？中國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是否需要調整？

陳志武：中國政府的許多做法仍然可以繼續推進，對外表態至關重要。中國應繼續盡最大努力保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維護聯合國、WTO等多邊組織的權威。保持對外開放，與各國保持友好的經濟關係至關重要。儘管外部形勢發生變化，但中國仍應秉持雙循環戰略，最大化對外經濟合作，同時加強國內經濟的自我支撐能力。

關稅戰未來最好的和最壞的情況可能是什麼？四年後，美國和世界能否恢復“正軌”？

陳志武：美國經歷了特朗普的折騰後，很難回到原來的狀態。特朗普不僅破壞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也對美國國內的法治和治理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破壞。這些變化對美國的社會治理和政治結構將產生深遠影響，未來的美國將面臨一段動盪期，這也必然波及全球。

最糟糕的情況是，全球進入經濟衰退，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隨着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全球經濟可能陷入內循環，各國的收入、就業和增長空間將受到壓縮。而最好的情況是，美國的政治體制內部出現制約力量，控制住特朗普帶來的破壞，世界經濟也因此得到修復。

（轉自：中國地產基金百人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