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之前 放聲歌唱
記者手記
採訪結束時，樑君健導演說：“希望你有空到蒲公英中學看一看。”
翌日下午，我前往蒲公英中學。蒲公英中學是北京市一所經政府批准的、專門爲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開設的初中，2018年搬至現在的新校區。學校南校門後面，能看到各式各樣的鮮花彩繪，是老師與一屆屆學生們共同繪製的。不論是這個新校區，還是曾經的老校區，都被記錄在電影《風起前的蒲公英》之中。
《風起前的蒲公英》是由樑君健執導，聯合導演唐韜、劉張鉑瀧共同完成的紀錄片。影片經歷了兩年的拍攝和四年的剪輯纔打磨完成，着重展現了校園搬遷前後，學校、學生以及校合唱團的故事，也講述着其中的成長與離別。影片入圍第17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主競賽單元，並被北京國際電影節推介爲“中國版《放牛班的春天》”，已在全國藝聯專線上映。
樑君健導演在講述幕後故事時不斷提醒我，這些合唱團的孩子們有自己處理生活中喜怒哀樂的方式，有自己對於北京這座城市的獨特體會，而這些，都會轉化爲成長的養分。
我就像那一隻林中的小鳥/努力掙脫衝向藍天懷抱
把創作主題確定爲“成長”而不是以音樂實現逆襲
北青報：您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蒲公英中學？爲什麼想要拍攝這所學校的合唱團？
樑君健：那是在2017年春天。我的一位師兄在蒲公英中學做志願者，他向我推薦了這一題材。
他當時說，一些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在小學的時候，根本不知道音樂老師是誰，也不會識譜，但他們來到蒲公英中學之後，通過一兩年的訓練，就可以唱出很動聽的歌，合唱團有幾年還參加過專業比賽，據說最好的成績是得到了全國性比賽的第二名。
我立刻被他的描述吸引了。這會是一個特別勵志的故事，我最初的設想是：如果拍攝蒲公英中學合唱團，就可以講述這些孩子們在北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既可以討論外來務工子女的教育議題，又可以展現他們通過音樂獲得自信、取得成就的過程。
2017年4月，我第一次到蒲公英中學，那裡的整體氛圍讓我感受很深。首先，這所學校開在外來務工人員租住比較集中的地方，非常有煙火氣。早上有很多人在等公交車前往地鐵站，去城市的各個地方工作，路邊的早餐店很熱鬧。
當時的蒲公英中學，外立面是葉蕾蕾老師帶着一屆又一屆的學生畫的壁畫，有太陽、蒲公英、各種花草等。雖然當時這個校園的大操場是水泥的，但校園裡有很多植物，包括影片裡提到的柿子樹。學校在每年秋天都會舉辦柿子節，學生們一起摘柿子，一起觀察各種植物，還會對着這些花草樹木學習素描和寫生。這樣的校園氛圍以及孩子們的精神狀態，都給我一種生機勃勃的感覺。
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選題，既有社會屬性，又有孩子們的藝術生活。
但是，開拍沒多久，我發現這個合唱團的演唱水平並不像一開始我們所聽說的那麼好。比如孩子們的聲音條件、訓練的投入度並沒有那麼專業，有時候他們的聲音在互相“打架”，合唱團的袁小燕老師常常需要花時間去維護課堂秩序。在第一年的拍攝中，他們也並沒有接到任何正規比賽的邀約，唯一一次演出就是我們在片頭所呈現的——他們受北京一家酒店的邀請，在酒店答謝會上表演兩首歌，表演效果較爲一般。我們很快意識到，這不會是一個“通過音樂去實現逆襲”的故事。
不過，我們發現，雖然我們所拍攝的故事和音樂專業性及賽事關係不大，但是這些孩子們確實通過音樂以及學校各種各樣的活動，在不斷成長，在這一過程中，有不同的喜怒哀樂，並且他們願意去嘗試表達。因此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決定把創作主題聚集於“成長”，以孩子們的視角看待生活，看他們如何處理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如何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
蒲公英/蒲公英/身體輕/情誼重
聚焦在孩子們離開蒲公英中學之前的時光
北青報：你們的拍攝，比原計劃多出了一年，是因爲第一年拍攝的素材不夠嗎？
樑君健：第一年的拍攝沒有預想的順利。一是因爲學校推後了搬到新校區的時間，而這是我們希望可以記錄的變化。二是因爲我們沒有拍到特別多連貫性的情節和素材——部分學生們的父母大多希望他們回到老家去參加中考，能夠考到好一些的高中，所以孩子們基本在初二或初三年級就會離開蒲公英中學。有些孩子在合唱團剛學會幾首歌，就要離開了。
我們在第一年很努力地拍攝一名叫史甜雨的女孩，她當時是蒲公英中學合唱團的團長。我們慢慢和她熟悉之後，還拍攝了她的家人。她的爸爸是做裝修工作的，我們還跟着她爸爸到城市的各處去拍攝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細節。但是在第一個學期結束之後，史甜雨便轉學回淮安準備中考。我們就跟着他們一家人從北京站登上綠皮火車，坐了一夜火車到淮安，還拍攝了她在新學校的生活。那之後，我們還去淮安又拍攝了幾次。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我們常常要面對的是，剛和孩子們慢慢熟悉，他們卻要離開了。我們能夠捕捉到的，往往只是他們生活中很小的一些片段。
所以，在拍攝蒲公英中學合唱團的時候，我們傳統的拍攝理念與拍攝習慣無法發揮作用。但是，我們仍舊沉浸在這個選題之中並決定繼續拍攝。因爲我們越來越能夠感受到這些孩子們獨有的視角和精神世界，感受到他們伴隨着音樂和周圍的草木山河一同成長的力量。
最終，我們拍攝了十幾個孩子和他們的家庭。在拍攝過程中，我發現這些孩子們的適應能力很強。我們跟着其中的不少人去了他們老家的中學，看到他們很快適應了早上六點起牀跑操、學習到晚上九點、一邊吃飯一邊看書背單詞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少年比我們這些大人更能適應環境的突變、找到自己對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在剪輯過程中，我們最終選擇了四個孩子作爲主角，即張展豪、王路遙、權煜飛、馮小云。影片記錄了他們逐漸離開合唱團、離開蒲公英中學的過程。離開，是人生成長的必經之路。
在拍攝中期，我們也做過一種結構上的設想，想要呈現這些孩子從蒲公英中學出發，回到各自的老家去讀書生活的樣子，甚至想過可以將幾條人物線索並行呈現，去講述更大時空中的人生故事。但後來，我們還是決定聚焦在他們離開之前的狀態。
每個人心裡一畝一畝田/每個人心裡一個一個夢
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對周圍環境有獨特的體會
北青報：你們嘗試剪輯過其他版本嗎？
樑君健：我們在2020年開始剪輯。在800個小時的素材中剪輯，我們大概有過四五個比較成型的版本。有的版本更偏社會性，會着眼於他們的父母，包括他們所處的更大的社會空間；有的版本會涉及更多的孩子；還有的版本更加集中，完整講述了一兩個孩子的人物敘事。現在公映的這一版，是大家都最爲滿意的剪輯。
北青報：那麼，最後的版本爲什麼選擇了這四個孩子作爲主角？
樑君健：這四個孩子並不是同時出現在我們視野裡的。最早出現的是展豪和煜飛這兩個男孩。他們都很獨特，兩人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張展豪比較成熟沉穩，很愛音樂。而權煜飛是班上最矮的男孩，成績很好，但在合唱團卻總是調皮，他還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孩子，什麼事情都願意去嘗試，這是他特別吸引我的地方。我記得他當時每到週末，就在胸前掛上爸媽給他的一張藍色公交卡，到處去玩，也常常一個人去西單的圖書大廈看書。他的個兒頭不像初一的孩子，還是小學生的感覺，但家長很放心他。後來我發現他是真的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心。在蒲公英中學，除了合唱團，他還參加搖滾樂隊，參演音樂劇《獅子王》。
我記得特別清楚，那一年的最後一天，權煜飛想坐4號線到頤和園玩，我們就陪着他在頤和園待了一下午。那天冷颼颼的，但他玩得很開心，最後反過來問我們要去哪裡。我說想去天安門廣場拍攝降旗，因爲那是一年的最後一次降旗了。他說太好了，要跟我們一起去。看完降旗，他自己又坐公交車回家了。我覺得他特別朝氣蓬勃，那種氣質一直在吸引着我。與他相處，我能夠感受到，他有着自己與這座城市及周圍環境的連接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獨特體會。這也是我們後來更加堅定地把鏡頭聚焦在孩子們身上的原因。
路遙是我們在後來的拍攝中才注意到的。她一直都很靦腆。當時她和權煜飛都是初一年級的。在他們的初一快結束的時候，聯合導演劉張鉑瀧有一次說起，袁老師認爲王路遙唱得不錯，我們才慢慢把鏡頭對準她。但路遙到了初二的時候，像是變了一個人。她突然開朗了起來，主動舉手要當合唱團團長，對音樂越來越感興趣。不過初二結束之後，路遙就回安徽老家上學了。
小云比路遙還要低一個年級，她在我們拍攝的第二年才入學。她的音色很好，一張嘴就驚豔了大家，是當時合唱團裡唱得最好的孩子。
這四個孩子就這樣慢慢進入我們的鏡頭，也是我們能夠拍攝到的、生活變化線索比較完整的人物。
北青報：很多觀衆會好奇現在的他們是什麼樣子？他們看到這部電影，有什麼感受？
樑君健：他們現在都沒有從事和音樂相關的專業，有的在上大學，有的已經開始找工作了，但他們仍然喜愛着音樂。
電影製作完成後，我們就請他們觀看了，還對他們中的幾個人進行了重訪，請他們回憶在蒲公英中學的時光。最終這些重訪並沒有剪進電影中，因爲我們希望影片就結束在他們的少年時代的離別，將未來留給觀衆去想象。
北京歡迎你/有夢想誰都了不起
任何境況最終都會轉化爲成長的養分
北青報：在影片中，還能看到一些他們與其他人在客觀條件上的差異。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差異的呢？
樑君健：在映後交流時，很多觀衆也會談到這個話題。他們都從片中解讀出屬於自己的社會性思考。但是於我而言，在認真觀察這些孩子們之後，我發現他們的想法其實與我們想像的不同。比如他們去往中國網球公開賽，在開幕式上演唱《北京歡迎你》，整個過程裡，他們更多是好奇與興奮。去錄音棚錄音時，他們也玩得很開心。在不排練的時候，孩子們就在場館裡玩遊戲，在地上互相抱着打滾。
在慈善晚宴上，女孩子們看到黃曉明時兩眼放光，像粉絲一樣跑去合影，非常開心。路遙告訴合唱團的袁老師，說她今天非常自豪，因爲是她主動拉住了黃曉明來跟大家合影，她要把這件事告訴所有人。
我認爲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必須要面對的境遇，對於這些少年而言，任何境況最後都會轉化爲他們成長的養分，這都是他們去見識和思考這個世界的過程，這也是少年身上獨有的成長的力量。
北青報：在電影裡，我看到有一些孩子表達自己還沒有去過北京的一些著名景點。他們對北京是否陌生？
樑君健：我不這樣認爲。或許我們所熟悉的北京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但反過來看，我們對他們所熟悉的北京也是陌生的。比如他們會和我聊起一些地方，我根本沒聽說過，他們卻可以很清晰地說出路線，告訴我怎麼坐車。陌生是相互的，我們每個人對於一個城市都有個性化的體會、多元的感受。在我看來，這些正是值得被記錄下來的事情。
北青報：電影還記錄了孩子們長大的瞬間，比如剛剛提到的路遙舉手當團長，又如權煜飛在參觀自然博物館時乳牙掉了下來……在拍攝時，你們是否察覺到了更多他們成長的時刻？
樑君健：是的。比如權煜飛，雖然他在初一時常常是調皮搗蛋的那個角色，對音樂也沒有什麼想法，但是到了初二，那個秋天他一入學，合唱團開始排練《北京歡迎你》，我們就發現權煜飛很用心，開始仔細琢磨譜子，聰明的他還真發現了袁老師給大家的譜子中有一個小錯誤。我們爲他感到高興——這個小男孩開始進入音樂的世界了。
但是，表演完《北京歡迎你》之後，袁老師感到合唱團的男孩子開始變聲，沒有辦法調和。於是她把合唱團變成女子合唱團，所有男生都要離開合唱團。這時，唯獨權煜飛請求老師把他留下，哪怕是旁聽也好。於是，他又在合唱團待了一段時間。我們發現，有時他會在一旁安靜地聽女孩們唱歌，有時又會弄出些動靜，惹老師生氣。我感覺他希望能夠留下來，但又不知道如何表達。一路拍攝下來，我們都能夠感覺到，他正在長大。
只不過如所有人一樣，“長大”往往和離別緊密相關。
文/本報記者韓世容
注：本版小標題第一行均爲片中的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