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的終極診斷：AI, 火星和永生 - 在技術停滯與世界終局之間 | 附全文+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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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爾（Peter Thiel），這位硅谷最難以捉摸的創始人和投資人，以其逆向思維和對未來的悲觀預言而聞名。作爲PayPal和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以及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資者，他親手塑造了我們所處的數字時代。然而，十多年前，他卻率先提出了“大停滯”（Great Stagnation）的論斷，認爲除了計算機和互聯網，我們的世界在技術和經濟上早已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沉寂。

在近日的一次深度訪談中，蒂爾不僅重申並深化了這一診斷，更將其從技術經濟領域，延伸至政治顛覆乃至末世神學。他解釋了爲何必須通過支持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顛覆者來對抗社會的“頹廢”，分享了他對人工智能——這片停滯沙漠中唯一綠洲——的矛盾看法，並最終拋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警告：人類面臨的終極風險，並非技術災難本身，而是一個以“和平與安全”爲名、利用我們對災難的恐懼-- 一個現代版的“敵基督”。

核心觀點摘要

彼得·蒂爾思想體系的基石，是他早在2011年就提出的“大停滯”假說。他認爲，自1970年代以來，除了信息技術（他稱之爲“比特世界”），人類在物理世界（“原子世界”）的進步基本停滯。航空速度止步於協和飛機，能源技術未能突破，生命科學在攻克癌症、阿爾茨海默病等重大疾病上進展甚微。

在蒂爾看來，這種停滯並非抽象的學術概念，而是普通人能切身感受到的現實。經濟數字就是，生活標準與你父母相比如何？如果你是一個30歲的千禧一代……與你的嬰兒潮一代父母30歲時相比，你過得怎麼樣 他反問道。當一個社會不再能普遍承諾下一代會比上一代過得更好時，其根基便開始動搖。

他用電影《回到未來》作爲一個生動的思想實驗：從1955年到1985年的變化是天翻地覆的，但從1985年到今天，除了人手一部的手機，我們的城市、交通和生活方式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種停滯的後果是致命的。如果我們找不到回到未來的方法，我確實認爲社會會解體，它不再有效。我們所有的制度都是以增長爲基礎的。 他指出，無論是里根時代的“消費者資本主義”還是奧巴馬時代的“低稅收社會主義”，本質上都是依靠對未來增長的預期來借貸，一旦增長停滯，整個體系將難以爲繼。

特別的風險投資：蒂爾爲何支持特朗普以打破僵局

面對這種他稱之爲“頹廢”的社會狀態，蒂爾認爲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動承擔風險，進行顛覆。這不僅適用於技術投資，更適用於政治。這解釋了他在2016年成爲硅谷極少數公開支持唐納德·特朗普的重量級人物的動機。對他而言，這是一場政治領域的風險投資。

他並不期望特朗普能神奇地解決所有問題，但他認爲，特朗普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必要的衝擊，它撕下了社會一切安好的虛僞面紗，迫使人們直面衰落的現實。然而，這種顛覆性投資的代價是高昂的。蒂爾坦言，政治的零和博弈本質極具“毒性”，讓他如今對直接的政治資助變得“精神分裂”。

更有趣的是，他觀察到，連曾經代表着終極“逃離方案”的埃隆·馬斯克也改變了看法。蒂爾分享了一段與馬斯克的對話，這段對話揭示了硅谷心態的深刻轉變：我說，如果特朗普沒贏，我想離開這個國家。然後埃隆說，‘沒有地方可去’。我纔想到，哇，埃隆，你不再相信去火星了。2025年是埃隆不再相信火星的年——不是作爲一個愚蠢的科技項目，而是作爲一個政治項目。

人工智能：是唯一的例外，還是更深層次的停滯？

在普遍停滯的圖景中，人工智能是唯一耀眼的例外。作爲AI領域的積極投資者，蒂爾承認這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但他對AI的革命性潛力，遠比硅谷的主流論調更爲審慎。

它介於不算什麼和徹底改變我們社會之間。我大致認爲它在90年代末互聯網的規模上，我不確定這是否足以真正結束停滯。 他認爲，硅谷普遍存在一種“智商崇拜”，認爲只要創造出超級智能，所有物理世界的難題——從癡呆症到星際旅行——都能迎刃而解。蒂爾對此深表懷疑。

他指出，真正的瓶頸可能並非智力本身，而是文化和制度的僵化。這表明，限制因素不是智商，而是我們社會深層次存在的問題。我們是否容忍異端的聰明人？如果人工智能只是傳統的聰明，如果它有點從衆……那也許這不是能夠帶來變化的聰明。

這引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人工智能非但不能打破停滯，反而可能以一種更高級的形式將其固化。一個“從衆的”AI，可能會像Netflix的算法一樣，源源不斷地創造出無數平庸但可被接受的內容，讓社會在一種虛假的繁榮中陷入更深的文化停滯。

終極風險：從哈米吉多頓到敵基督

在訪談的最後，蒂爾將話題引向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宏大領域：末世論。他認爲，所有關於技術生存風險的討論——無論是核戰爭、生物武器還是失控AI——都忽略了真正的終極危險。

“我認爲，人們對所有這些存在風險的政治解決方案，默認的政治解決方案是一個世界治理。我們需要一個世界政府來控制所有計算機……以確保人們不編程出危險的人工智能。我一直在想這是否有點從鍋裡跳進火裡。”

在這裡，蒂爾提出了他最具顛覆性的觀點。他認爲，基督教概念中的“敵基督”，在現代社會最可能的化身，並非一個手握毀滅性技術的邪惡天才（如“奇愛博士”），而是一個通過承諾“和平與安全”來獲取絕對權力的全球管制者。

“抗基督統治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談論世界末日。不停地談論存在風險，這就是你需要規範的內容。這與17、18世紀的圖景正好相反……那時的抗基督像某個邪惡的科技天才。在我們的世界裡……更可能是格雷塔·通貝里。”

他認爲，我們實際上已經生活在一個“溫和的敵基督”統治之下長達50年。

蒂爾並未直接否認這種風險，而是強調，在人類自由與歷史的確定性之間，總有選擇的空間。

結語 | 全文傳送

從診斷技術停滯，到投資政治顛覆，再到警惕一個以安全爲名的全球管制體系，彼得·蒂爾描繪了一幅複雜而令人不安的未來圖景。他並非一個簡單的末日論者，而是一個深刻的悲觀主義者，他相信，在通往未來的道路上，最大的危險或許並非我們恐懼的混亂與毀滅，而是我們在恐懼驅使下，心甘情願接受的那個有序、安全、卻毫無生機的牢籠。對於蒂爾而言，抵抗這種誘惑，保留人類行動與選擇的自由，纔是這個時代最核心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