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研究生人數“倒掛”背後：追趕的藍領與下沉的白領

本科、研究生數量“倒掛”只是個別高校特有的現象，並非普遍現象，但每次出現相關新聞都能引發熱議，還是因爲老生常談的“學歷貶值”問題。

“卷學歷”的現象，本質上還是太多人都想競爭到數量極爲有限的“體面”工作，競爭十分單一。

但這幾年一個很大的變化是，以往我們認爲的白領工作不再有那麼大的優勢，且已捲到了極致，但傳統認知裡藍領的工作卻大有上升空間，像中高級技工、工程師也需要高素質人才。

只有職業教育體系更好構建起來，技術人才得到應有的社會地位，人們纔會坦然尋求更多元化發展，不會把“高考、上大學、卷學歷、成爲社會精英”視作唯一正確的人生打開方式。

文 | 浩然

本文爲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後臺

最近，蘭州大學發文宣佈今年其在校研究生總量首次超過本科生，於是“本研倒掛”一度衝上了熱搜，引發了大量討論。

需要明確的是，研究生包括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很多人會誤以爲研究生就是碩士。

但即便如此，在大部分人的認知裡，本碩博三者的數量就是金字塔型結構，作爲基座的本科生數量龐大，應該遠超碩士和博士，出現“倒掛”非常讓人詫異。

“本研倒掛”並不是2024年剛出現，也非蘭州大學獨有的現象。

早在2012年，媒體就報道了南京大學、東北大學等由於前幾年研究生招生不斷擴容，從而出現了碩士畢業生多於本科生的現象。

當時像清華、北大、南開等頂尖高校更是加速從教學向研究轉型，更早出現了“本研倒掛”。

這些年各大高校爲了培養更高層次的人才，也爲了擴展自身的影響力，大刀闊斧進行了研究生擴容。

有學者測算，從2000年到現在的20多年，我國本專科教育擴招了大約1.6倍，而研究生教育擴招了大約8倍。

然而，即便這樣大踏步的擴張，研究生數量依然不多，去年全國招了130多萬研究生，但本科得有接近500萬。

“本碩倒掛”也只是出現在一些“雙一流”名校，特別是京滬名校。

比如北京，去年高校畢業生一共29.6萬人，其中研究生就佔了16多萬人，多出本科生3萬人。

像蘭州大學，有“西北小清華”之稱，與西安交大是西部地區的頂尖名校，就很容易出現“倒掛”。

絕大多數學校的本科生還是比研究生多很多。

本來這就是個別高校特有的現象，但卻引發了社會上熱度相當大的討論，甚至讓本科畢業生感覺到恐慌——這幾年本科生本來找工作就挺難的，研究生又越來越多，自己本科生的文憑競爭力更弱了。

研究生也感覺到越來越“卷”，一些初中招聘教師都開始卡研究生學歷，高學歷也帶不來更多安全感。

這其實還是老生常談的“學歷貶值”問題。

一方面是教育的普及，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大學錄取通知書和畢業文憑、學歷證書不斷增發，畢業後社會無法吸納，像紙幣超發導致貨幣貶值一樣。

另一方面，用信息經濟學裡斯賓塞的信號模型來說，就是學歷作爲能力信號的作用在下降。

怎麼說呢？

每個人的能力其實很難估測，有的人能做到四五分，但三寸不爛之舌能說到八九分，有的人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表面看能力普通，實則爆棚。這就需要有一個肉眼可見的衡量標準讓市場看到每個人的能力。

這個信號必須有客觀標準、難以僞造，被世俗選中的就是學歷和各種證書。

當然這也需要付出成本，除了金錢方面的，還有願意不辭辛勞學完四年、七年甚至更久往往非常枯燥的課程，學會如何適應環境。

因此，你學得好、學得多，就更能反映你智力是可以的，而且勤奮、堅定、合羣，僱主就會按照你的教育水平來爲你提供工資。

但信號也是一個零和遊戲，只有在其他人沒有同樣高學歷的情況下，纔會向僱主傳達出信息。

像八九十年代，大學生極其稀缺，一些求賢若渴的民營企業爲了分配到一個大學生，甘願給大專院校付一筆不菲的培養費，給到大學生的待遇也是企業最好的，那時候大學生能去民營企業真有種“天降猛人”的感覺。

如果每個人都手握同樣的高文憑，即使工作本身並不需要，也得是個碩士或博士才能脫穎而出。這就導致學歷作爲能力信號的作用下降，會往更高層次去卷。

相當一部分本科生就是畢業後爲了逃避就業和激烈的競爭選擇了繼續讀研，還有一些是找不到匹配的“體面”工作，又不肯屈就，就通過讀研來獲得更強的就業競爭力。

爲什麼我題目裡會把這個問題跟藍領、白領聯繫到一起呢？

因爲“卷學歷”的現象，本質上還是太多人都想競爭到僅有的一些看起來“體面”工作。但這幾年一個很大的變化是，以往我們認爲的“體面”工作不那麼體面了，且已捲到了極致，但傳統認知裡“不太體面”的工作卻大有上升空間。

前幾個月發佈的《2023中國藍領羣體就業研究報告》指出，藍領與白領的收入差距逐年縮小。2023年藍領羣體的平均月薪爲6043元，而白領爲8388元。

像藍領中的月嫂、貨車司機和外賣員，平均月薪能達到七八千元，已經能比肩普通白領。

我們平常也能感覺到，不論是請人裝修、維修還是僱傭保姆、月嫂，價格是肉眼可見的提升了。

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優質月嫂的收費甚至一個月能接近2萬元，還要提前半年甚至更長來預約。

優質月嫂要有月嫂證、母嬰護理證、服務過至少30個家庭才行，不僅懂得科學育兒，還懂得心理、營養、康復等學科的知識。

這些算是服務業藍領，很多人可能覺得承接不了高素質的人才。但藍領中也有需要極高技能的崗位，比如製造業技工，他們的薪酬提升得更快。

最近上海人社局發佈的2023年企業技能人才市場工資價位顯示，2023年上海企業技能人才年平均工資16.88萬元，優秀高技能人才的工資甚至超過了同級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

一些技師、高級技師、特級技師的年薪能高達40-50萬元，已經超過了中高級管理崗位。

我國雖然是製造業大國，但高級技工卻非常短缺，相關調查顯示，日本整個產業工人隊伍中，高級技工佔比40%，德國則是50%，而中國這一比例僅爲5%。

全國高級技術工人缺口達1000萬人，僅數控機牀操作工的短缺量就高達60萬人，有的企業幾十萬年薪也招不到技術在線的技工。

沒有高素質技工會出現什麼後果呢？

你能設計出來卻造不出來。

媒體曾報道，有一家企業通過研發攻堅拿到了一項汽車發動機的專利技術，並得到了國際認可，但在集成時卻發現整個發動機產品的質量、性能與設想大相徑庭。

原因就是工廠缺乏高級技工，做出來的組件製造水平不達標。如果讓外國公司來集成，技術研發帶來的成本優勢則蕩然無存。

這就是說，創新和製造是緊密相連的，太多人都去擠看起來體面的“創新”崗位，不惜花好幾年得到更高學歷，甚至花大價錢去國外讀個“水碩”，結果連創新的邊都沒沾上，但製造領域卻缺乏高素質人才。

哈佛商學院的教授加里·皮薩諾曾在《製造繁榮：美國爲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中提到，美國人曾經認爲，創新和製造是可以分離的，創新是白領在星巴克狂飲咖啡，苦思冥想是企業家在午餐時在餐巾紙上勾勒靈感。

但事實上，沒有工程師在工廠裡對製造工藝苦心孤詣，這些創新都是紙上談兵。

把切削金屬、組裝零件、管理產線等轉移出去之後，美國的創新就很難在本國實現產業化了。

而且隨着社會分工細化和需求更個性化，很多實操性非常強的藍領職位還在源源不斷孕育，人社部經常發佈的新職位裡就有不少藍領崗位。

前段時間最新發布的一批新職位，就有“氫基直接還原鍊鐵工”——用氫能冶金代替碳冶金，屬於碳減排大潮下誕生的新工種。還有“生物工程技術人員”“智能製造系統運維員”等貼合了當下的趨勢。

“白領”“藍領”這樣的說法最早出現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美國，本來兩者收入差距也不算大。

但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經濟時代的到來讓兩者徹底拉開了差距。

這時候競爭變成了全球性的，經濟的神經系統是信息，血液是資本，連接的骨骼是交通和通訊，搞製造和做服務的註定很難有較高參與度，財富主力軍必然是從事金融、互聯網、律師、財會、設計等行業的白領。

這就讓兩者收入差距和社會地位日漸拉大，人們普遍認爲白領光鮮亮麗、體面，是好職業；藍領收入不高、靠體力，是壞職業。教育也以把學生培養成“白骨精”（白領、骨幹、精英）爲追求。

但這幾年，藍領、白領的收入差距在縮小，邊界其實也變得非常模糊。藍領早就不再是“體力勞動者”“簡單重複勞動”“壞職業”所能概括。

媒體經常報道一些90後高學歷碩士去當藍領技術員，他們不僅精通編程，還會操作自動化設備，調整精密設備、進行設備點檢。

由於之前太多人選擇了金融、互聯網、律師、財會等“白領”職業，人才供過於求，很多白領工作其實在“下沉”，逐漸被祛魅。

圖源：電影《年會不能停！》

很多白領做着日復一日的重複、內耗和標準化工作，職業提升空間並不大，動輒“996”和被裁員，還有像互聯網審覈員這種類型的工作，已經算是“互聯網藍領”。

然而，即便技工就業壓力相對更小，收入也能高過一些白領，“一技傍身，走遍天下”也被很多人認同，但過去大家依然認爲技工是工人，廠房與寫字樓、流水線與寫字檯仍然是兩個世界。

這就導致了一些動手能力極高，有工匠天賦的人才也去卷學歷，去爭奪少有的互聯網、金融、財會、事業編、公務員等職位。

這裡面很大的原因就是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的缺失。

本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互爲補充的關係，輸送不同類型人才。但相比於從小學到研究生一路晉級的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像是“低人一等”。

現實中，一般成績很不理想，考大學毫無希望的學生才被“分流”去讀職校，職業教育無論生源質量還是教育資源都被普通教育碾壓，去職業學校是一種非常被迫的選擇。

家長想讓孩子知道考不上大學的嚴重後果時往往會說“考不上就只能上個技校了”。

於是拿到本科、研究生學歷，進而成爲白領就成爲通往華山的唯一一條路，真正需要技術活兒的崗位卻嚴重缺人。人力資本的供給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需求產生了很大差異。

而且職業教育的培養內容跟市場有些脫節，進一步導致了技校畢業生待遇差。

比如汽車機械類專業，是職業學校的傳統專業，但發展了這麼多年也沒有培養出充足的汽車製造技術人員，也沒有跟上新能源汽車發展趨勢。汽車零部件再製造工、汽車工程技術人員等職業長期缺工比較嚴重。

2019年的教育部頒佈的《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才首次新增了新能源汽車相關專業。2021年才新增了智能網聯汽車技術和智能網聯汽車工程技術。

而在把職業教育作爲工業發展“秘密武器”的德國，企業在職業教育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

甚至學生學什麼也由企業來參與制定，企業會把行業新要求、技術新標準、市場新動向等及時給到學校，並把學生在實習中的表現及時反饋給學校，以便於學校調整教學。當然，企業也承擔了學生大部分的培訓費用，爲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德國職業教育跟普通教育是平起平坐的。分流去職業學校的學生哪天改變主意了還能再回來申請大學，不同類型的學校之間是有貫通流動性的。

有了這種貫通流動性，分流到職業中學就不會成爲一種淘汰機制，而是暫時性的選擇。

只有當學技術只是一種選擇，而非被淘汰後的無奈之舉，那職業教育才能與普通教育平起平坐。

這幾年爲了推動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中國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就需要通過職業教育培育出大批技工、工程師、大國工匠。

職業教育也被重視起來了，比如自2019年6月，15所職業學校被正式升格爲本科層次職業大學。

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國獲得教育部正式批准的職業本科大學共有51所，其中公辦院校有28所。

51所本科層次職業學校名單（圖源：中國教育在線）

此外，教育部在9月26日國新辦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建設一批綜合高中，推動中等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課程互選、學分互認。

這就有點像德國各類型學校之間的貫通流動，可能會讓職業教育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當然，不只是教育，勞動者的勞動環境、福利待遇等都還有着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只有這些都做好了，人們纔會更坦然地尋求更多元化發展，纔不會把“高考、上大學、卷學歷、成爲社會精英”視作唯一正確的人生打開方式。

“只有當藍領階層有機會成長爲中產階層，才能使全社會的收入分配結構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曾如此論述改變藍領羣體社會定位的意義。

這顯然對於中國教育進步、製造業轉型和社會發展都是極爲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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