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ICU這個網站，你還記得嗎？

文 ｜ 波波夫

那個倒在烏魯木齊冬夜街頭的加班女子，用殘酷的死亡代價敲響了過勞的警鐘，996不是福報。隨着相關利益人的沉默，和其他所有熱點一樣，這則新聞很快在這個冬季的寒潮中冷卻，人們繼續在方寸屏幕中縱橫捭闔，購物、聊天、刷劇......消費主義的潮音再次響起，彷彿一切都不曾發生，就像誰還會想起一年多前的那場程序員的反抗。

程序員的反抗

2019年3月20日，技術創意萬盞V2EX網友@nulun註冊了域名爲996.icu的網站，內容口號爲“工作996，生病ICU”。6天后，在微軟旗下的著名代碼社區GitHub上，一位996icu的新註冊用戶創建了名爲996.ICU的代碼庫。

在996.ICU的代碼庫血紅的項目頁面上，呈現的是一段慘白的文字，喻意着中國的程序員在被迫用生命加班。

不久，這一項目被用戶自發翻譯成多國語言版本，號召全球程序員加入。該倉庫在創建後兩天（3月28日）即獲得5萬個標星，3月30日凌晨前突破10萬個標星，並因快速獲得大量標星而躍居GitHub的周度和月度趨勢榜第一。

這一項目的最初目的是標記已開始實行996工作制的公司，中國多家科技巨頭都在該項目的“黑名單”之列。隨後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法學博士顧紫翬在其程序員丈夫的影響下起草了“反996許可證”，研究如何將許可證和勞動法相結合，並以該項目爲核心產生了多個派生項目，如相關的法律知識彙總，另一個有關實行正常工作時長的互聯網公司列表的倉庫955.WLB，周邊文化產品等。

996.ICU事件很快在知乎、微博上引發大範圍討論，同時，從《紐約時報》、金融時報、BBC、彭博新聞社、福布斯雜誌到連線雜誌、The Verge等一大批西方權威媒體都跟進報道。

編程語言Python之父Guido van Rossum則對此表達了自己的同情，他在推特上稱：996工作時間表是不人道的。2019年圖靈獎得主Yoshua Bengio在推特上批評996是“現代奴隸制”。

BBC報道稱，“996.ICU”走紅後，很多用戶發現，一些國內公司的瀏覽器對該項目的網址進行了屏蔽，期間甚至連Twitter也一度短暫屏蔽短暫屏996.icu。

《紐約時報》稱，“多年來，中國科技行業員工的工作時間讓硅谷的工作狂們看起來像是受了嬌慣。現在，他們正在點名批評那些要求他們加班到深夜的僱主們……就在不久前，996曾是中國科技企業家們無所不能的象徵。他們的國家有巨大的市場。而且，國內的工程學人才越來越多。據說讓中國企業比硅谷企業更突出的秘訣是忙碌……但是，在一個下行市場裡要求工人忙碌就有些難度了。”

對於996，中國媒體也多持批評態度，畢竟這與中國一系列對勞動者的相關法規相牴觸。我國《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制度”。如果按“996”來計算工作時間，除卻午休每天工作11小時，那麼一週就是66小時，比法律規定多了22小時。《勞動法》還規定，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企業應當支付報酬，工作日延長的是150%，休息日工作又不能補休的是200%。這樣算來，在“996”制度下，員工拿到的加班工資應該比基本工資還多。

《人民日報》刊發評論稱，“崇尚奮鬥、崇尚勞動不等於強制加班。苦幹是奮鬥，巧幹也是奮鬥；延長工時是奮鬥，提高效率也是奮鬥。因此，不能給反對996的員工貼上’混日子’ ’不奮鬥’的道德標籤，而應該正視他們的真實訴求……隨着中國逐步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隨着互聯網行業逐步進入更加註重產品質量的下半場，企業治理也更需要樹立結果導向、效率導向，進行更加文明、高效和人性化的時間安排。事實上，更加彈性的工作機制，比強制的996更能激發員工自發的工作熱情，從而也能讓企業更好挖掘人力資源潛能。”

“社畜”的矛盾心態

儘管996在中國科技公司早已司空見慣，但司空見慣並不代表着合理，同樣也不代表人們心理也是願意這樣做的。

中國知名科技媒體、同時也是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36氪的記者採訪了近 60 位新經濟公司的從業者，包含了創業公司的創始人、大公司的新員工、中高層管理者，詢問他們對於996的看法：一位來自小米的運營員工說，“我很理解某些公司 996 的決定，有時候產品在關鍵時刻，就要比別人快，纔有可能活下來。”一位前 ofo 實習生說，“員工能接受 996的前提是信任公司、認同企業文化，願意付出代價和公司一起成長。”反對者也大有人在。一位騰訊的產品經理說，“996是低成本的違法行爲，和殺人無異。”另一位匿名的電商企業員工說，“996企業可以是員工的一種選擇，但不能是’不能不選擇’”。而一位遊戲開發工程師說，“不支持 996。請按法律法規給加班費，給錢就加爆。”

滴滴發佈《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顯示，在工作日平均下班時間最晚IT公司中，京東下班最晚，平均下班時間爲23：16。排名2—12的騰訊（銀科）、58趕集、騰訊（西格瑪）、奇虎360、滴滴出行、優酷土豆、搜狐、愛奇藝、新美大、新浪和百度，都在20點之後。 在每月加班天數最多的公司中，京東以20天居榜首。滴滴出行、58趕集、新美大員工同樣苦逼，每月加班7天以上。

高德大數據得出了2016年加班最多的城市及加班最晚的科技公司。其中，從城市維度看，北上廣深位居前四，其餘6座城市分別是：成都市、杭州市、重慶市、蘇州市、武漢市和東莞市。其中，北京、深圳、上海在加班城市第一梯隊，佔比超過60%；從公司維度看，以18：00開始計算加班時長，華爲是平均下班時間最晚的公司，直到21:57分，而新浪2016年加班時間同比去年下降24.1%。而且，市值最高的三家互聯網公司BAT均在加班最多公司中。

不僅是科技公司，幾乎近一半的中國公司都有加班文化。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在2018半年對1980名上班族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0.7%的受訪者稱所在企業有“加班文化”。53.0%的受訪者認爲過度加班損害員工身心健康，不利於企業長遠發展，44.1%的受訪者認爲過度加班會降低工作效率，讓員工患上“拖延症”。58.8%的受訪者建議企業進行科學工作統籌、人員分工和流程規劃，44.6%的受訪者建議企業建立健全工時協商機制。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佈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時間利用調查報告》，通過連續記錄北京人一天24小時的活動發現，北京市居民中參與就業的人羣來說，工作時間爲8小時34分鐘，比十年前多了近一個小時。其中，15歲到39歲的青年人平均工作時間爲10小時，摺合一週50個小時。作爲對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工作時長最高的墨西哥，周均工作時長也只是略多於43個小時，而我國勞動法的法定周平均時長，則是44小時。

也有觀點認爲996並非一種強制，而是市場供需博弈後達成的平衡。

穀雨實驗室和鏑數聯合進行的一項關於“爲錢加班意願”調查顯示，八成職場人每週都有加班，且一半都屬於無償加班。調查中，普通員工普遍表示“只要有錢一切好說”（佔比51.11%）。職位越高，願意爲錢加班的比例則越低。全國總工會開展的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僅有44%的職工表示自己拿到了符合勞動法規定的加班費，或者被安排了倒休。剩下的56%當然就屬於“無償爲公司奉獻”了。沒有加班費，只有“心靈雞湯”的加班，年輕人當然無法接受。

科技評論人士曹政曾梳理了科技公司加班所經歷的四個歷史階段：宅男蹭網階段、爲夢想奮鬥階段、不拼就會死的階段、最不缺的就是肯加班的程序員。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希望程序員都懂一點邏輯，你恨996，這是政治正確，但你要能理解，那些知名企業敢強推996，底氣在於，你不愛來沒關係，後面有的是排隊來的……996是個市場選擇，不是某個企業家、某個企業可以隻手遮天的，沒有誰有這個本事，給他們底氣的，是那些排隊等offer的應聘者。”

工作至死：雞湯與大棒

拼命工作的文化，正在從流水線工廠擴散到科技公司的寫字樓，這也是從美國到中國，科技公司興起的一個重要背景。

格子襯衫、黑色雙肩電腦包和不斷後退的髮際線，一直是外界對於程序員的刻板印象。知名的Stack Overflow通過對覆蓋了全球 179 個國家和地區、接近 9 萬名軟件開發者的統計，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爲精準的程序員畫像：20-35 歲的開發者仍然是全球軟件行業的中堅力量，佔比接近 70%；有超過 50% 的開發者每週的工作時間爲 40-44 小時，而每週工作超過 70 小時的人數僅爲 2%，996比並非這一羣體的工作常態。

此前，BOSS直聘聯合微博職場共同發起“2019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一週內收到2268位職場人反饋，經過調研分析發現，只有10.6%的職場人基本不加班，近九成的人都難逃加班命運。其中45.5%的職場人每週加班2到3天，更有24.7%的人幾乎每天都在加班。在接受調研的人羣中，90後和95後面臨的加班情況最爲嚴重。其中在“每天都加班”的職場人中，年齡越小的羣體比例越高，95後所佔比例高居榜首，有31.28%的95後在此之列；有44%的職場人有過加班超過零點的經歷，其中有9.3%的人回家時間在午夜2點到4點之間，此外，還有4.5%的職場人曾經通宵在公司加班，留宿公司後第二天繼續上班；休息權是勞動者的法定權利，但受訪者中僅有36.2%的職場人擁有雙休日；“礙於面子“或成加班現狀罪魁禍首。在選擇加班的人羣中，有41.6%是因爲工作沒完成，還有10.5%的人是因爲喜歡工作，主動自願加班。其餘近半數的職場人選擇加班並非因爲工作，其中42.7%的人或因老闆未走，或因同事未走而選擇留下。很多人對如此加班的性價比打上了一個問號。

在硅谷，工作至死的文化有着巨大市場，工作狂也被標榜爲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Facebook會舉辦通宵達旦的編程馬拉松活動，谷歌也有周末激光槍對戰賽。而創業公司對於加班更是有着格外的偏執。

許多硅谷高管本人就是工作狂。Space X和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2018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談到自己47歲生日只能在工廠裡熬通宵時，也頗爲感慨：“沒朋友，什麼都沒有。”與平時每週工作120小時的日子沒什麼區別。他說：“我徹底犧牲了和孩子們、朋友們見面的時間。”他已經有將近20年沒有休過時長爲一週的假了。

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就不喜歡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提法，他建議新員工不把生活和工作看作取捨關係，而應視爲一種“和諧”，不需要被平衡的；貝佐斯對工作的狂熱、對數據的迷戀，也締造了今日亞馬遜的巨大成功——一切信息盡在數據掌控之中：對外，顧客的一切喜好都能得以發現和挖掘；對內，員工的表現也逃不過亞馬遜的眼睛在亞馬遜的倉庫中，工人們受到複雜的電子系統監控，手腕上戴着計步器，亞馬遜因此能準確跟蹤到員工分揀商品和包裝商品的速度。這套系統對員工的休息時間和工作量做出嚴格限制，如果沒有達成工作量和休息時間過長，員工就會收到警告。亞馬遜貝佐斯所倡導的“工作即生活”也得到了不少員工的支持，一位亞馬遜前高級產品經理在問答社區Quora上“貝佐斯是個工作狂”問題下回答說，“對於巨星貝佐斯來說，他的工作的意思和我們這些社畜來說，完全是兩碼事。他沒有老闆需要去彙報。他回覆一封郵件只需要一個問號就夠了。工作對他來說就跟玩兒似的。貝佐斯比辦公室裡的所有員工都要聰明，除了Werner Vogels等少數專家，但這些專家也只是在自己狹小的專業領域裡比貝佐斯懂得略多點而已……如果你也和貝佐斯一樣找到自己的夢想，工作就是一種莫大的樂趣。”

雅虎首席執行官瑪麗莎·梅耶爾大談自己生下孩子兩週後就回到了工作崗位上，此前她在谷歌時每週的工作時長竟然達到了130個小時。後來，雅虎公司告訴員工，他們以後不能在家工作了；著名投資人馬克·庫班在其博客中寫道，他在創辦第一家公司時，一心一意想要取得生意上的成功，以至於連續7年沒有休息；蘋果CEO庫克每天凌晨3點45起牀鍛鍊和查看郵件；推特CEO多爾西以工作日每天只吃一頓飯而聞名，這使他受到不少爭議。2019年，多爾西向美國CNBC新聞網道出了他這麼吃的原因：“這可以幫助我更有效地工作，讓我能夠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從中國的996到硅谷的工作即生活，這背後隱藏着一套老闆對員工灌輸的奮鬥烏托邦邏輯：如果你在幾年裡不捨晝夜地高強度工作，您將獲得高薪水、員工福利（比如免費三餐、班車等）和巨大的股票期權收益，強者都在996，只有弱者纔會朝九晚五，這種承諾和對賭背後，正是推動包括程序員在內的互聯網民工奮鬥的原動力。這套烏托邦背後最核心的部分在於期權文化。對員工而言，期權比現金更好，因爲它提供的致富機會不僅遠遠大於工資，還可能使自己成爲百萬富翁，因此期權激發了員工創造力、工作熱情，以及提高了員工對公司效力的忠誠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股票期權已成爲高技術行業的一個通用的激勵模式。

納斯達克就是創業公司們的聖殿，在那裡，他們曾經聽到的承諾會得以兌現。1971年，全美證券商協會創建了納斯達克，它利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電子計算機技術，把500多個做市商的買賣終端和位於康涅狄格州的數據中心銜接起來，構成一個數據交流網絡，確立了爲“尚不具備條件在紐約證券買賣所上市的中小企業股票提供場外買賣效勞的市場”的定位，並打上了深深的科技烙印。納斯達克見證了從喬布斯到扎克伯格等一批互聯網鉅富的誕生。

倦怠侵入

當疲憊變成一種榮譽勳章時，這對員工和企業來說都是拉響了警報。

2015年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佈的一項基於60萬份個人數據的研究顯示，與每週工作35至40小時的人士相比，每週工作超過55個小時的人士患中風和冠心病的風險更高；2010年，芬蘭、英國的研究人員在《歐洲心臟》雜誌上，發表了一項長達11年的研究成果：每天加班超過3小時，將導致憂鬱、焦慮或失眠，罹患心臟病的機率更高出60%；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當我們超過40歲，大腦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就不再適合每週5天朝九晚五的壓力與重複，一週超過25小時的工作就可能對智力造成損傷。

長時間加班的效率也令人懷疑。

八小時工作制是一項對勞動時間的倡導，主張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應不超過八個小時。這一制度最早由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於1817年8月提出。其後由於歐美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不斷加劇，最終北美的工人率先實行並走上街頭抗議，倡導實行八小時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爆發了歷史最大的罷工，也正是以倡導八小時工作制爲目標進行的。

事實上，這也符合人們一天勞動時間的合理上限。早在上世紀初期，福特汽車用大量的實驗揭示了獲得工人的最大工作效率的最佳工作時長。他們發現這“最佳擊球點”是每週工作40小時——而且，雖然每週多增加20小時的工作能少量的提高工作效率，但這種提高只會持續3到4周，接着就會轉爲負增長。在世界經濟論壇評選的全球前十名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中，有六個(瑞典、芬蘭、德國、荷蘭、丹麥，和英國)是立法禁止每週工作超過48小時。

微軟在2019年夏天在日本引進了一個名爲“工作生活選擇挑戰”的項目，八月的每個週五都會關閉辦公室，讓所有員工每週都能多放一天假。除了縮短工作時間外，經理還敦促員工減少開會和回覆電郵的時間。經理建議，會議時間不要超過30分鐘，並鼓勵員工使用（微軟的）在線消息應用，減少開會次數。微軟日本總裁兼首席執行官Takuya Hirano在公司的官網聲明中表示，“我希望員工思考並體驗如何在減少20%工作時間的情況下實現同樣的結果。”每週工作四天在試行一個月後，微軟發佈聲明稱，在上述試驗期間，92%的微軟日本公司員工表示，他們更喜歡這種一週只工作四天的工作制，這些員工在工作期間的休息時間減少了25%、每週少工作一天讓辦公室的用電量減少了23%、員工使用的打印紙紙張減少了59%，但公司銷售額卻大幅增加，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9.9%，將近四成。

新冠疫情衝擊之下，蘋果、谷歌、Facebook、LinkedIn和優步推出了新的在家工作政策，也促成了對於工作和生活再平衡的反思。谷歌在危機期間延長了一項特殊的帶薪休假計劃，給予長達14周的帶薪休假（或28周的半休假），以幫助其十萬多名員工照顧親人。

硅谷的工作至死的文化正在悄然轉變。

（本文節選自波波夫新近出版的新書《倦怠：爲何我們不想工作》，東方出版社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