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大齡博士？

29歲，也算大齡博士了？

近日，某地發佈《2025年事業引才博士公開引進公告》，公告中的崗位計劃表提到，年齡要求爲28週歲及以下，優秀的可放寬至30週歲及以下。據媒體報道，該地組織部工作人員迴應稱：“年齡問題我們也理解，放寬到30歲希望給大家更多機會，但確實在年齡上，我們招聘的傾向是更年輕化的幹部。”

“年輕化”是不少應屆生正在面臨的求職要求，而對於多年在高校就讀的博士們來說，這更成了難以言說的“痛”。事實上，不僅是政府部門，年齡要求在高校更爲常見和敏感。“不超過35週歲”早已是博士應聘高校教職時的常見門檻，而近年來，這個數據在一些高校還有下行至32週歲的趨勢。

假設一個人進入本科階段就讀時的年齡剛好18歲，在經歷本科4年、碩士2-3年、博士4-6年的學習後，他博士畢業時的年齡理論上大概在28-31歲。

而一旦本碩博期間存在任何空檔期，比如就業、考研二戰等，或者延畢時間過長，博士畢業時的年齡基本就能超過33歲，甚至35歲。而當35週歲成爲多數高校招聘“青椒”時的普遍年齡門檻，“大齡博士”們只能止步高校教職。

在成爲“青椒”之前

“非升即走”是高校在人才聘任時廣泛採用的制度。這一制度一般是針對青年教師的“講師—副教授”階段，採取預聘制，即達不到考覈要求就不再續聘，以倒逼“青椒”們出成果。隨着博士生擴招，“博士帽”年年增多，學術崗位的數量卻相對穩定，在博士畢業人數超過學術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博士止步於高校教職，難以觸碰到“非升即走”的門檻。首先被攔在門檻之外的，就是“大齡博士”。

在“博士互助組——今天你畢業了嗎”的豆瓣小組上，不少年齡已30+的在讀博士生戲稱自己爲“大齡博士”。根據部分高校2024年的人才招聘啓事，在學術崗位對青年人才的年齡要求大多在35週歲以下，針對特別優秀的人才也可放寬至40週歲。

但也有部分高校已經將應聘年齡下調至32週歲，比如某東北“雙一流"就明確要求應聘講師（助教）的博士應屆畢業生不超過32週歲（建築類學科不超過33週歲），另一所北方“雙一流”在預聘青年教師時要求不超過30週歲，特別優秀者可放寬至35週歲，以及某南方211在招聘師資博士後和講師/助理研究員時均要求不超過32週歲。

爲了儘可能避免年齡“一刀切”錯失人才，高校在招聘時也會考慮更多，比如針對不同學科區分年齡限制。此外，不少學校也表示針對“特別優秀者”亦可放寬，但具體如何界定這類人才仍是語焉不詳的。唯一明確的是，通過“特別優秀者”和“原則上不得超過……”等暫時缺少明確定義的語彙，我們也能看出高校在制定標準時的審慎。

總體上越來越嚴苛的年齡標準讓博士生們走得越來越難。不少博士生選擇讀博時的年齡本就不小，在“博士互助”的豆瓣小組裡，就有人表示自己是工作兩年後才申請的博士，28歲開始讀博，學制五年，如果能順利畢業也將33歲了，還有人猶豫大齡（32歲）讀博的必要性。而在博士生未按期畢業率常年維持在60%以上的情況下，博士畢業年齡30+已是常態。

擺在大齡博士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繼續走學術職業，但前景可能是“高不成，低不就”；二是走非學術職業，進企業、黨政機關，但彼時，“大齡”和博士的學歷都有可能成爲對其就業的另一種限制。

留給博士們的時間，本就不多

在各行各業，年齡門檻都不是個稀罕物。在學術圈，尤其是科研圈，35歲更是個無法迴避的時間節點。

2023年11月，有網友曾在中國政府網留言建議“放寬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申報年齡限制”，建議中提到“超齡博士”無法申請該項目，希望能夠以畢業年限（如5年內）作爲青年科學基金（以下簡稱“青年基金”）項目的申報條件。

青年基金要求申請當年男性申請人未滿 35週歲、女性未滿 40 週歲，這一限制在潛移默化中將壓力傳導給了高校。在博士生教育規模持續擴大的背景下，高校招聘青年學者的要求也水漲船高。而因相對優秀青年、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等其他項目在課題經歷、工作時長、團隊等方面的要求並不高，青年基金已成爲大批博士、青年教師們的必爭之地，競爭更加激烈。

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佈的2023年度報告顯示，2023年度青年基金接受申請134305項，批准資助的共22879項，資助率僅爲17.04%。隨着青年人才規模擴大，申請項目數已經從2014年的6萬餘項增長至前年的13萬餘項，與此同時，資助率逐步收緊，批准資助項目數整體增長幅度並不高。

高校對青年教師的考覈標準各有不同，但通常覆蓋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甚至是科研到賬經費等方面，考覈結果達到“合格”或“良好”可進入下個聘期，如青年基金等重要項目的成功申報無疑能爲自己的晉升增加砝碼。

預聘制（“非升即走”制度）一般包含兩個聘期，每個聘期爲三年，在預聘制之下，如果一名30歲左右走上高校講師崗的博士想要保留教職，就得卡着時間在35歲前申請各種基金項目，在36歲前完成晉升。

在一環扣一環的發論文、申項目、畢業、找工作的流程中，可以說，35歲前的“黃金時間”幾乎是決定博士生是否能在高校任職或長期任職的關鍵，而對於33+、35+的大齡博士來說，做出科研成果的時間被進一步壓縮，能否觸到“非升即走”的門檻都未可知，“35”成了一把懸在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出路，在哪兒？

以年齡爲基礎的“一刀切”硬性要求，給想進入高教界的青年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壓力，也給大齡博士生製造了某種社會性焦慮。學術性是博士培養的第一屬性，博士畢業後走上學術崗位曾是“想當然”的典型路徑，但近年來，更多人走上了非學術崗位。

一篇有關博士就業發展多樣化的期刊文章指出，我國高等教育擴招的前3年（1996—1998年），75%的博士畢業生都就業於高校，然而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頂尖研究型大學博士畢業生在高等教育單位的任職比例已低於50%，到企業、黨政機關等就業的比例卻逐年攀升。

類似的統計在更早之前一篇有關我國“雙⼀流”大學博士畢業生就業特徵分析的文章中也可以見到，根據研究，2017年博士就業去向統計結果顯示，升學已經成爲博士畢業生的重要去向。學術勞動力市場日益飽和迫使博士畢業生通過博士後階段避開博士就業高峰，頂尖研究型大學的部分學科已逐漸將博士後階段作爲入職的基本門檻。但在當時，學術性崗位依然佔據半數以上。

博士畢業生多元化就業已是大勢所趨。早在2017年，時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研究所副教授的鮑威便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在針對國內超過2000名學術型博士學術就業志向的調查中，她發現具有非學術部門就業意向的博士生對學術職業“高負荷-高壓力”特徵有着最深刻的認知，加之高校教師崗位需求少和薪資競爭力不足，這些因素已在一定程度上對其學術從業意向形成了冷卻效應。

由於高校之間在待遇、平臺等方面仍有差距，在進入高校後可能面臨“高不成，低不就”前景的擔憂之下，伴隨着讀博付出的隱性成本，更多博士也更傾向於選擇用“高學歷”換得“高薪”工作。而在另一面，高學歷層次人才的入場也在無形中拔高了就業的整體門檻。

但博士進入企事業單位也並不那麼容易。由於博士培養“重學術，輕專業”，更注重博士生學術能力，而忽視畢業博士知識可遷移能力的發展，所以博士們在走上非學術崗位後也難免會遇到崗位職責與自我設想差別較大、學術能力無法應用到企業之中等問題。

202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我們在持續加強學術型博士培養的同時，應該大力加強專業型博士的培養，這是勢在必行的。”前年年底在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上，時任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的任友羣也再次明確這一點。

對於大齡博士們來說，只是尋找一個出口或許都已經費盡全力。“在輪下”的處境使得他們在世俗評價標準上被認爲是難以取得“成功”的，學術道路“要趕早”的普遍認知使其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大器晚成”在“非升即走”面前似乎也並不適用。那麼，是否還要執着於走上高校教職，繼續學術之路。故事的結局又會定格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