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選手與裁判座談會側記】陳繁齊／微觀與遠景

選手與裁判座談會與會學生、副刊編輯與作家須文蔚(前排左起)、鴻鴻、阮慶嶽、聯副主任王盛弘合影。（圖／本報記者潘俊宏攝影）

社羣沸騰而傷痛浮現的時代，個人生命經驗與焦慮不斷地被閱讀，年輕世代的寫作者除了在文學獎之中面對技術上的追求與檢討，在日常的寫作裡，也必須處理更多感受上與倫理上的議題。

▋文學獎與個人創作的距離

青年創作者獲得文學獎，外人看來可能如同獲得閃亮的新星光環，但對於創作者而言，卻時常啓動更多對自我與作品的詰問。徐菱遙直問：在小說評審中最關注的重點是什麼？萬芳羽則提問評審對於寫作中真實與虛構比例的看法。楊原森思慮：即使書寫時沒有意圖，但因個體經驗的差異，會導致「特殊」被凸顯，評審如何看待？技術上又能夠如何避免？

阮慶嶽認爲，賽制下創作者需要被注意，所以目的性強烈或許是趨勢，但非必然，最終還是回到每個人對寫作是否有遠景；閱讀作品，第一時間必先感受文字本身的吸引力，而後進到意旨是否清晰，是否「引人」並且「讓人相信」──有些作品富含技巧卻無法引人，這之間關乎創作者意念的傳遞。

而真實與虛構的爭論，亦是長年在散文體裁上的拉扯。鴻鴻迴應，這個問題只有在文學獎發生，因爲文學獎匿名，散文與讀者的默契就是真，自己在讀的時候，也會願意相信作者所寫的；若發現其虛構，當然會有受騙感，但它可能是一種道德問題，終歸沒有正解。散文與小說，就像是紀錄片與劇情片，前者讓人相信是真實直拍，後者則有更多的角色塑造、情節推進，然而，紀錄片仍然有剪裁與取捨，也會有所傾斜。

至於在題材的選擇與拿捏──怎麼更核心人道地去關注議題，避免消費或利用？又要怎麼面對每個人對「特殊」判定的浮動？概念先行的疑慮，鴻鴻以陳列的《躊躇之歌》爲例，其所敘寫白色恐怖受難經驗，僅講述強烈感應到的幾個畫面，仍然能夠傳遞給讀者不同的感受，既是寫概念，卻又打破了概念──那就是文學能做到的。而創作者與讀者之間認知的差異該如何處理，阮慶嶽認爲該去釐清你的出發點，究竟日常還是特殊？寫作終究是要回到日常，誠如柏拉圖所指：所謂天才，是能夠在「熟見的自然現象中」，發現「千千萬萬個新的變化、差別和共同點」。

解決了作品外圍的疑問，在技藝上，徐菱遙再進一步提問，一篇作品的結構有哪些必備要素？如何建構完整的作品？林文平與楊原森也分別提出：如何判斷作品已完成而不用再修改？如果不用起承轉合，還可以怎麼樣製造層次？

阮慶嶽迴應，以小說爲例，當今我們習慣小說要有清楚的主題與結果，只要有「揭曉」就是完整，但習慣之外，我們能否更宏觀地看待創作？七等生曾說過「不完整就是我的本質」，比喻創作最終的結果是一棵大樹，每篇作品僅僅是大樹的枝葉；又如《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曾說：「我認爲美的、我希望創作的，是一本不關於任何事物的書，它就像地球一樣，懸浮於虛空中，不依靠外界支撐，只憑內在的風格存在，它幾乎沒有主題，或者主題幾乎不會被發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的主題與風格之間的辨證，就在於它最終是否成立。

阮慶嶽進一步解釋，成立的檢驗點繁複而不可知，有些作品要到一兩百年之後才成立，在成立之前，它可能是失敗的。鴻鴻以導戲經驗呼應，排練時也常覺得睏乏、狀況百出，然而總在彩排結束之際，突然感覺一切都成立了；回到書寫，寫出一種強烈，便能使它成立，一個成立的作品可能有很多缺點，但它一定要有一個突出的優點，會讓讀者覺得在讀過這篇作品後有所不同。須文蔚補充，其實將特定的風格或美學完成之後，作品就成立了，要持好自己的執着。

最後鴻鴻以導演高達之言迴應作品層次：每部電影都有起承轉合，但是不見得依照這個順序。須文蔚補充，可以試着以自己的創意去思考一件事該怎麼說，尋找自己的敘事風格。

▋日常與語言的疑竇

所謂寫作的風格，彷彿創作者在溝通與自我之間的拔河與讓渡。黃渝庭疑惑，寫作是爲了抵抗現實，或僅是「溫柔而私密」？陳冠勳在詩創作上，思考語言本身是否成爲一種阻力，詩是否能寫出當代的沉默？林文平也在詩創作上問：預設讀者存在會是好的創作模式嗎？時常因爲預設而產生了「服務」的想法。

鴻鴻認爲，對外的抵抗與隱密的私我是共存的，「寫作就像是講話」，因爲對象與目標不同，纔有了不同風貌的作品與作者，但無論何者，都是爲了保留最珍貴的事物。須文蔚提醒，漢語書寫下的我們，不免會認爲寫作好像不該侷限於私我，更該爲他者多做一些，但兩者並不是選擇題，每個作家的溫柔或對抗，都會在時間裡體現。而這個時代一定會遇到非常多說不出來、需要詩人來代言的事。詩人常常是時代之下無論社會運動或改革，走在最前面的人，他們所看見並書寫的，就是時代的沉默，其中不見得要執着在寫作技術，而是真正去表達自己，去追求時代裡共通的聲音與感動。

須文蔚接續迴應，詩若要回到生活當中，必須要改變自身社會溝通的方法，呼應鴻鴻前段「寫作就像是講話」，作品終究會設定某種讀者，傳遞方式自然不同，「寫作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社會行動，一個意義交換的過程」。鴻鴻接着答，創作者和讀者不應該是服務關係，而應該是充滿張力。創作者該試着挑動讀者，讓讀者面對不熟悉的狀態而豎起神經，被吸引進而欣賞，更接着去探索；摒除掉服務的想法，寫作上不須委屈，只要作品對得起自己，就會對得起別人。若要設想讀者，可以效仿木心曾說的，設想一個比自己還要高的讀者。

▋個人與羣體╱躲藏與聲張

回到創作者自身的感受，黃渝庭提問，小說的本質是創造一個不存在的庇護所，還是保存時代的記憶？萬芳羽詢問，如果寫作的傷痛無法避免，該如何拿捏尺度？陳冠勳更詳細提出，家族書寫是否會留白？留白是否也成爲文學的一部分？

不存在的庇護所抑或是時代記憶，關乎到一個核心問題：小說究竟是爲個體還是爲羣體而創作？阮慶嶽援引艾布拉姆斯的《鏡與燈》，鏡與燈皆指向心靈，但前者反映一切外界事物，後者僅感知範圍內所見的事物，這兩者其實每個人都具備，只是因爲個人特質而分配比例不同。鴻鴻補述，其實個人記憶就是時代記憶的一部分。

在書寫傷痛上，鴻鴻迴應，尺度關於兩個考量，一個是書寫者，一個是被寫下的當事人：創作者的勇氣不代表身邊的人的勇氣，應該要對他者的狀態有更多理解，嘗試去兼顧他者的感受與自己書寫的慾望，但這很困難。須文蔚補充，當你帶着藝術性處理這些疼痛的時候，你就會對疼痛後退一點點。阮慶嶽也點出，傷痛會長出一些特別的花朵，文學或許就是要處理我們的傷痛與恐懼，但結果有可能是療愈。而當傷痛連結到家族，須文蔚說，你其實不會只寫一次，因此換個角度看，第一時間的留白是非常珍貴的。阮慶嶽也鼓勵，家族會一直長一直變，記憶也不是一次就結束，它會給你無數次養分，留白是沒有關係的，未來還有很多時間。鴻鴻在最後詼諧地說，這個課題我們要做的，就是活久一點，寫久一點。

座談的最後，須文蔚引用福克納之言鼓勵在座的青年創作者，不要當一個作家，而是要當一個正在寫作的人。作家是靜態的，但寫作是動詞。這個年紀會有很多惶恐，在未來與寫作之間的抉擇與不安。但寫作該是一生的行動，爲生活注入生命力，將其當作志業，充滿信心地走下去。